“两双”与“二元主体“ --- 评席海明“二元主体”提法

  

“两双”与“二元主体“ --- 评席海明“二元主体”提法 B.图门乌力吉         1981年秋季在南蒙古（大清国把蒙古分成内、外两部，位于漠南并先于北方加入到大清国的部分叫“内蒙古”，这是以大清国为中心的具有殖民色彩的名称，因此当代蒙古人逐渐摒弃这一名称，取而代之，恢复原有的“漠南蒙古”，简称南蒙古）爆发了一场蒙古族学生运动，这场反殖民统治的运动席卷了整个蒙古高原南半部。在当时刚从宁夏划回“自治区”版图的阿拉善盟到从黑龙江重新划回“自治区”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均有罢课抗议。这是南蒙古被汉人红色政权用武力占领以来第一次大规模、非暴力的反抗运动，这场运动比中国89年学生运动早了整整八年。1911年末，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也比中华民国的建立早了几天。这些足以证明，曾经创建过印度、中国和俄国三国版图的游牧民族政治敏感度是极高的。1981年的学生运动是蒙古人在三十年期间受欺压、掠夺、屠杀和同化所积累的仇恨的一次爆发。        1981年学生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中共下发的《1981-28号文件》。共有八条的28号文件最让蒙古人不可接受并引发大规模反抗运动的是第五、第六两条。第五条：外省区人口（即汉人-B.图）流入内蒙古，不要堵，要妥善安置。第六条：权力机关的干部配备，在少数民族多的地区以少数民族干部为主。在汉族多的地方以汉族干部为主。既要照顾主体二百万蒙族，又要照顾一千六百万汉族。即“双为主”和“双照顾”（巴彦泰，《挖肃灾难实录》p197，<一九八一年蒙古学生事件>）        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在接下来的三十年内南蒙古的汉人增加了两倍，以至达到今天的三千多万，所有权利落入汉人之手也足以证明这点。        这场学生运动与其他相似的突发群众运动一样涌现出了几位领袖。师范大学的领袖胡琴特古斯回到故乡鄂尔多斯后继续坚持反抗运动，因此前后两次坐牢；而具有个人魅力的内蒙古大学的忒莫勒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医学院的领袖巴特尔在医疗系统成为了一名低级官员。内蒙古大学的杨巴特尔几年后逃到了乌兰巴托，被他的同胞们无情地遣送回中国，并熬过了漫长的八年牢狱生活。在这场持续两个月的运动中，脱颖而出的领袖当属席海明。运动结束后，当局对即将毕业的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给出了一个条件：你只要在“犯了错误”一栏里签个字马上给你分配工作，不签字不分配。当时唯独席海明拒绝了签字，使他得到了更多的尊重，这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极高亮点。没分配工作的席海明在呼市、巴音淖尔盟等地方打工和教书近十年，九十年代初经蒙古国到了德国。        2011年是那场学生运动的三十周年。前学生领袖席海明即将在11月份德国科隆举办纪念学生运动30周年座谈会，这无疑是件有意义的事情。2001年胡琴特古斯曾经在小范围内呼吁过举办1981年学生运动20周年纪念活动，但因为当局的阻挠而告吹。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位前学生领袖席海明最近提出一个叫做“二元主体”的“新”理论。（参看田牧的报道：解读“内蒙古独立势力“真相）他的原话是：“内蒙古人民党最近提出新思维「二元主体」理论，即：蒙人和汉人，互利共存，平等双赢。        何为“二元主体”？虽然我们在社会科学领域第一次听到“二元主体”这一说法，但不难看出它是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改版而来的。“二元主体”也好，“多元一体”也罢，它的重点意思在于“体”上，也就是说，二元和多元的来源结合为一体或主体。植物界和生物界叫做连体，它的政治术语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拿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二元主体”的毒害之处就在于把蒙古人的主人地位下降至与“客人”持平，换句话说，它把外来移民上升到和主人同等地位，这里没有前和后，没有主和客，蒙汉都是主，这样，连可怜的“自治”的历史和事实根据也被彻底否定了。这和1981年中共下达的“28号文件”的“双为主”和“双照顾”惊人的相似。这就让人不得不问席海明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1981年运动是一场错误的运动，现在提倡与当初那场运动精神完全相反的思想，那么还要纪念那场运动岂不是戏弄自己与参会者？        我们知道，中共号称对南蒙古“自治“外加”照顾“，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至少在口头上不得不承认蒙古人是这块土地的唯一的、真正的主人，然而其结果是蒙古人被大量的同化，蒙古文化濒临灭绝，牧场变成了外来非法移民的农耕地，所有权落到了汉人手里。如果我们从理论上已然否定了蒙古人的主人地位，那么其现实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费孝通是个臭名昭著的御用学者，曾被邓小平誉为“比共产党员更像共产党员”（1986年）的所谓的“民主人士”。当费孝通提出完全虚构的“多元一体”论时，其他中国御用文人、汉人学者高兴的写道“中国诞生了新的民族-中华民族”。已故著名的民族理论学家、著有“评周惠回报产生的二十八号文件”的蒙古人毛敖海先生在其晚年期间一直批驳所谓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就这个问题他曾以通信的方式批评过现在很活跃的中国学者、民主阵营作家余杰。         “二元主体”也反映了部分蒙古人的悲观情绪，他们认为三千万汉人已经在南蒙古土地上生存了六、七十年，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我们知道，这几千万人中的绝大部分是1947年后移民过来的，组织这些移民的、以武力推翻前一个政府而上台的共产党及其政府正在遭受13亿人民的反抗而摇摇欲坠，一旦这个政府倒塌，三千万汉人的“合法地位”也将随之结束。外来者的占据在时间上的长久并不等于合法，香港和澳门分别被英国和葡萄牙占领了155年和112年，但香港与澳门被占领是在双方达成一致的条约下生效的，若双方之间从未存在类似条约的情况下，一方对另一方的占领是完全非法的。        所谓的“二元主体”也反映了中国海外民主阵营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那就是：“内蒙古的情况和西藏、新疆不同，因为那里有三千万中国人”（参见于大海文集“求索”）。意思是说，这里几乎成了单一民族，没什么民族问题可谈，更不用提什么高度自治等。这是一个荒谬的逻辑，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移民才有了所谓的民族问题、冲突和流血。汉人的比例越多只能说明情况越严重，比例上的优势并不代表民族问题已被解决，照这种逻辑推理，再过十年、二十年西藏和新疆也将成为没有民族问题的地方，因为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广其在南蒙古的“成功经验”，往新疆和西藏快速地、大批地输入移民。更何况跟中国人民相比，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外，全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绝对的少数民族。         我要提醒各位，“二元主体”和达赖喇嘛所倡导的“中间道路”是完全两码事，“中间道路”丝毫没有承认和接受外来移民，“中间道路”的具体设想至少包括了1951年的“十七条”所规定的自治原则，这相对于今天的西藏和南蒙古的“自治”还算是某种程度的自治。这里并没有“一体”和“两主”的概念。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自治”其实质就是“他治”，而“二元主体”把这种“自治”更加理论化、合法化，仅此而已。这个“思维”不是什么“新”东西，追其根源可能比中共还早。        尤其让人愤慨的是，在南蒙古，当蒙古青年们为了保卫最后一片牧场而失去宝贵生命的时候，竟然有人提出彻底否定蒙古人主人地位的“新思维”。后殖民时代，在南蒙古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殖民政府、汉人官员以及他们的学者想提却不敢提或者还未来得及提的，伤害蒙古人根本利益的政策和口号往往是由蒙古人喊出的。我在“内蒙古教育厅”工作了近20年，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最先要求停止蒙古语授课而转为汉语授课的人也正是蒙古人。这些人和事情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和交易，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还需说明的一点是，据我所知，内人党从2006年的东京特别会议后还未召开过任何形式的代表大会（我本人从2008年8月到2011年6月担任了该党蒙古国分部的负责人），这“内人党新思维”又从何而言？当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独裁政党提出一个新的决议、思维时，都要召开哪怕是范围很小的政治局会议来决定，难道为民族的自决、民主而斗争的内人党比共产党还要独裁，一个人做出了代表整个党的“新思路”？更何况，这种出卖整个民族根本利益的“思维”是任何党派都无权提出的，按民主的理念来讲，此类决定必须经过全民公投来确定。诚然，现在中国没有民主，不走民主程序，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放弃民主和民主程序的理由。在我看来，对蒙古人而言，是否正式承认和接受外来非法移民，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本来这是蒙古人内部的事，我们可以关起门来讨论的，可是因为席海明把这个言论放到了国际上，我也不得不追到国际上去商榷。 2011.11.6 纽约